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美学论文3篇,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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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观论文 篇一
摘要：中国“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深入推进之背景下，探讨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和意义。生态美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人与自然在理论上的关系和谐，对当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
本文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竹”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生态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联系，深入剖析“竹”文化中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等，将“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的作用与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互相渗透，发现“竹”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保护和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竹”文化具有园林景观、楹联匾额、诗歌作品、丹青绘画等多种形态，在理论内核上体现出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因此，发掘中国“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不但有利于深入实现竹子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有利于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关键词“：竹”文化；生态美学；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一、问题的提出
不可否认，“竹”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尤其是它对于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及精神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竹”一方面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字、生产、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即使是平常百姓也对“竹”情有独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找到一件与“竹”有关的重要东西；另一方面，竹成为“人”的品格和高尚精神的象征，代表着坚贞、谦虚和气节，它的内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品格，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的精神世界相辅相成，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如“竹”一样对中华文明产生了这么深刻的影响。然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竹”文化与其他植物文化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不仅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价值，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特殊关系及环境伦理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研究“竹”的自然属性，还应发掘“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新世纪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不断遭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但在整体上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掌控欲望越来越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逐渐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这在理论根源上可以追究于人类中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场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但是，我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候，在理论上却又不小心划入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以致不但未能扳倒“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自身的缺陷却暴露无余，因为它将自然生态的利益放在首位，力图阻止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否定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贡献，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生态美学以生态人文主义为哲学根据，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保留了其中内在合理的“人文主义”内核，而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利益的过分强调的同时保留了合理的“自然主义”内核。
②由于生态美学超越“二元对立”的西方审美哲学范式，人与自然在理论上达到了和谐，对于今天正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而言，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竹”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结合，剖析“竹”文化中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等，将竹的物质资源价值与精神文明价值相交融，把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的作用与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互相渗透，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对于改善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通过“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研究，深化人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内在联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寻求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方式方法，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竹”文化的生态美学形态
“竹”拥有的颜色美、姿态美、声音美等特征，使其成为景观建造领域不可或缺的理想植物，它不但可以以竹造景来营造独特的审美环境，还可以烘托品位高雅的文化氛围。它的生态美学形态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园林景观形态
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秦始皇在咸阳兴建“上林苑”时，就派人从山西云冈选上佳竹子，竹子造园艺术从那时开始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私家园林的大量兴起，中国园林进入发展时期，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时期洛阳的大量私家园林中相继出现“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景象。唐宋两代的竹运用最为广泛，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专门描述了董氏西园、刘氏园、归仁园等10座宅园的竹景观。①南宋周密的《吴兴园林记》中提到吴兴的尚书园、丁氏园、倪氏园等三十几座宅园中几乎园园有竹。明清时期，竹子造景成为江南园林的一大特色，苏州的拙政园竹径通幽、沧浪亭竹柏交翠、狮子林密竹鸟啼以及扬州的个园等都成为竹子造园的典范。由此可见竹在园林造景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其独特的自然之美可以与周围的环境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优雅惬意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
在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中讲究“以画入园，因画生景”，将竹与园林中其他的建筑或自然景观相互搭配，形成别样的画面，也是竹子造景的重要方式。竹与亭台楼阁的搭配体现了空间上的艺术，在生硬、单调的建筑物周围植竹，不仅可以使其色彩和谐，更加可以使灰色的墙体展露一丝柔和与生机，营造一幅水墨画般的意境。在园林中，我们常见蜿蜒曲折的长廊边有一丛绿竹随风摇曳，透过墙上的石窗欣赏绿竹，就好像一幅自然形成的国画，栩栩如生。竹与山石、湖水组景也是我们在园林中常见的景色，竹与假山石头的搭配，体现出层峦叠翠的山林之美；在水边植竹，竹子的倒影映在湖水中又是一幅动静结合的独特画面，更能表现出“水可净身，竹可净心”的崇高意境。
（二）楹联匾额形态
“竹”文化的另外一个生态美学形态就是楹联匾额。楹联匾额，虽然以园林景观的点缀而出现，但是它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常有画龙点睛之作用。在楹联中，有很多描写竹在风雨中声音之美的，如“风过有声留竹韵，月夜无处不花香”“风前竹韵金轻戛，石罅泉声玉细潺”“石含太古水云气，竹带半天风雨声”“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这些楹联将竹在风雨中的声音比喻成乐器演奏，让人在翠竹环绕的环境中产生联想，给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也有描写竹林清新幽静韵味的，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竹衣”“千山夜静香林月，万壑凉生竹阁风”“山静竹生韵，池清兰自香”等；还有更多的是表达竹虚心、坚韧的高尚品格的，如“山色不随春老，竹枝长向人新”“劲节生来瘦，高材老去刚”“竹青怀素志，梅老秉芳心”“菊兰金秋傲霜轻冷，梅竹隆冬斗雪抗寒”“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此人如碧梧修竹，其志在流水高山”“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青阴留竹，四时不改茏葱”等。楹联是“竹”文化独特新颖的表现方式，它不但可以描绘阐释园林景观，融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境，更是竹文化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匾额可以体现景色的典型特征，还多角度且直观地将虚实之景表达出来，并书写具有感染力的意境。例如苏州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取苏轼的“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之意，与庭院内青葱潇洒的翠竹交相呼应，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北京集秀园的“师竹轩”周围绿竹环绕，故取白居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之意，命名为“师竹轩”。用竹来命名景色也能够体现出浓厚的竹文化韵味，例如苏州狮子林的“修竹阁”、拙政园的“梧竹幽居”、曲园的“小竹里馆”和北京紫竹院的“江南竹筠”“斑竹麓”等，使游人仅仅看到景名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绿意萦绕、清新雅静的景色。
（三）诗歌作品形态
“竹”，是中国文学中描绘的重要题材，古往今来青青翠竹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咏竹赋竹，创作了不计其数的文学佳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将竹作为描绘对象的歌谣，《弹歌》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咏竹作品，“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歌谣虽然歌颂的是弹弓的制作过程，但是可以看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竹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并以歌谣的形式将其传承下去。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开始发展，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就有大量的咏竹诗。①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盛行，崇尚自然风光、游山玩水成为主要话题，竹林成为自由洒脱的文人们聚会、游玩的好去处。
竹的“高风亮节”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宣泄自我的寄托，因此，咏竹、赋竹开始盛行。唐宋时期的咏竹文学达到鼎盛，许多著名文人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皆有咏竹的佳作，并流传至今。这些作品，有描写竹清新秀丽的自然之美的，也有赞扬竹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的。我们从中可发现生态美学的主要内涵体现在这些咏竹诗歌中，其中有直接赞美竹的外形、颜色、声音等自然之美的；也有将竹与我们生活相关联，赞扬其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实用性；更多的是将竹拟人化，歌颂其高尚品格，借以表达作者的精神世界，抒发自身的情感与理想。这些都体现了生态美中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达到了相通与融合，是我们几千年以来都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与愿望。咏竹诗中所体现的竹之美，不仅可以使作者和欣赏者直观地感受到清新自然的优美画面，也具有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效果。
（四）丹青绘画形态“竹”
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生态美学展现的重要样态。在三国、两晋时期，就曾有人将竹作为绘画题材。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画竹艺术逐渐发展，尤其是唐代，竹开始成为专门的绘画题材。第一个专门画竹的画家便是中唐时期的肖悦，曾做《十五竿图》赠与诗人白居易。宋元时期，墨竹盛行，出现了以北宋文同为首的“湖州竹派”，其中文同被称为墨竹画的鼻祖。诗人苏轼也是画竹的大师，他继承并发展了文同的“胸有成竹”理论，被后世许多墨竹画家所推崇。苏轼的《潇湘竹石图》构思独特、独具匠心，竹枝或直或斜，枝叶摇曳飘逸，画面充满张力。
到了元代，绘画题材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多以自然中的山川河流、梅兰松石为对象，竹画也成为文人们表达心声的最佳手段，借竹来抒情寄兴。明清之后，画竹的技巧和形式更是丰富多样，以竹为绘画题材的优秀作品大量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清代郑板桥。郑板桥画竹，不仅仅注重竹的自然形象的真与美，更赋予了竹更深层次的涵义，借竹言志的画竹方式是其竹画的最大特点。郑板桥画竹层次分明，泼墨有浓有淡，极富立体感，并且在每一幅画上都题诗，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不但使得竹画意义更加鲜明，而且更能充分表达作者借竹抒情的情怀。郑板桥曾作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这幅画中的竹就不仅仅是竹自然属性的再现，结合画中的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明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不难看出作者通过画竹以表达自己心系百姓、为民担忧的情感。通过上述可以发现，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大自然具有灵性的生命力，我国传统绘画中的竹是要展现其自然的状态以及顽强的生命力。画家们通过对竹的认真观察，将竹在不同季节、不同状态下的自然形态展现在画作中，就是大自然的真实写照。“竹”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了作者对人格、思想和社会的态度，很多画家将竹拟人化，通过画竹表达自己心中的志向与情操，借助竹所具有的虚心、坚韧、高雅等品格来抒发对社会的期盼、对自身的鞭策，是将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美的表现。
三“、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
中国“竹”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儒家的“至善至美”、道家的“道法自然”等重要的哲学思想在“竹”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将“竹”文化中传统生态智慧予以发掘，对于重新认识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一）“竹”文化体现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而这与中国“竹”文化是相同的。儒学的真谛在于“仁”和“礼”的统一，人在行动和思想上都要受到道德的约束，道德规范是人与社会最重要的桥梁。孔子主张的“仁礼”思想与人们所赋予“竹”的精神意义具有共通之处。竹的精神象征也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感悟与思考，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的道德秩序是相互依存的，因此，“竹”文化的价值在于给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我们也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竹”文化的启蒙与基础，而“竹”文化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的发展与延续。儒家思想中历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自然山水寄托人的仁德智慧。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①聪明的人通达情理，反应敏捷且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流动的水一样，这样的人更加快乐；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又沉着冷静，心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这样的人也更加长寿。这里的“知者”和“仁者”指的是道德修养高的“君子”，具备了“知”和“仁”的品质，就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孔子用山水来类比仁和智，他认为万物的品性是相等的，因此花草山水常用作比喻君子的德行。山代表着可靠、稳固的形象，而水则象征柔和、锋利的性格，有智有仁的人就具备了山和水的特质，是儒家人格的最高理想。儒学中“克己复礼”的主张强调伦理道德上的人格修养是需要不断磨炼与提升自身修养才能达到的境界。孔子喜爱游山玩水，亲近自然，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人心胸更加开阔，得到精神上的升华，从而获得像大自然一样的道德品性。“竹”的形象正直、虚心，正是“德”的代表。历代文人咏竹、画竹，也是以竹喻身，用竹来赞扬那些清高正直的形象。孔子的著作中还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②一说，以射箭比赛来说明谦让的道理。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什么可争，即使在比赛中，也要相互礼让，友好比赛，这便是君子之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③真正的君子应具有谦逊的品质，行为庄重，团结和睦。而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默默无闻的形象，它坦诚无私、不炫耀、不奢求，远离城市喧嚣，潇洒自然，正是孔子主张的谦逊礼让的君子形象。中国“竹”文化还蕴含了庞大的教化力量，继承发展了儒家的德育思想。孔子开创了“比德”的诗性教育，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以松柏来比喻刚正不阿的人。郑板桥一生热衷于画竹咏竹，重视以竹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郑板桥在《篱竹》中写道：“一片绿阴如洗，护竹何劳荆杞？仍将竹做篱笆，求人不如求己。”他赞扬了竹子坚强独立的品格，并以竹来勉励自己。他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把对竹的情感升华到对百姓的关怀，从风吹竹叶的声音联想到百姓疾苦，体现出他体贴为民的为官之道。竹对人有着特殊的教化作用，它的教育方式体现在审美上，人们通过对竹文化的欣赏与了解，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享受与升华。
（二）“竹”文化蕴含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
首先，道家提出了万物平等的思想。在《老子》第25章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指出人天地之间的法则，人要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说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第42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人与自然都来源于“道”，因此，人与自然应是平等统一的。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进一步提到：“天地万物，不可一日而相无也。”④天地万物不仅是平等存在的，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在庄子的心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才是真正具有“德”的世界，“德”就可以看成“道”，而真正的君子就是符合“道”的规律的人。在中国“竹”文化中，“竹”一直被人们当成符合“道”标准的谦谦君子，与人是平等的。《晋书王徽之传》中讲了王徽之爱竹的故事：当时吴中有一士大夫家有好竹，王徽之想要观赏，便坐上轿子到了竹林下，吟诵歌唱了很久，主人正在清扫庭院便请他坐下，王徽之回头不理。他刚刚想要离开，主人关上门强留他，徽之只好留下赏竹，尽兴才离开。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住下后就令人种竹，有人问他原因，他只是吟诵歌唱，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⑤这则故事正是苏轼的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由来。从此“，君子”便成了竹的别名。宋代黄庭坚的《和师厚栽竹》：“大隐在城市，此君真友生。”清代丘逢甲的《题画诗二首》：“此君在今日，大觉无不可。风雨震诸天，空山自龙卧。”郑板桥的《竹石》：“淡烟古墨纵横，写出此君半面，不须日报平安，高节清风曾见。
蒲松龄的《竹里》：“尤爱此君好，搔搔缘拂天，子猷时一至，尤喜主人贤。”很多诗词都用“君”来称呼竹，说明在诗人眼中，“竹”不单单是一个作为描绘对象的自然景物，而是已成为人的形象，与人平等地存在，这与老庄思想中天地万物平等共存的思想相吻合。另外，中国“竹”文化中“竹”被赋予了“无为”“不争”“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等特征，“竹”象征着归隐避世、与世无争的清高形象，淡泊名利、虚静恬淡正是“竹”所代表的典型的人格品质。竹子谦虚、高洁、淡泊名利、不问世俗的品性正体现了老庄的“返璞归真”思想，归隐避世、不问世事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心境，也是古今文人雅士们所追随的崇高理想与志向。魏晋时期人称“竹林七贤”的七位名士，也主张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他们常在竹林中饮酒、颂歌，与竹林融为一体，借竹的清高虚淡净化自己，勇于打破世俗、逃脱世俗，揭露和批判社会的虚伪，展现自身的清新脱俗之气。
四、发掘“竹”文化生态美学价值的意义
（一）有助于深入实现竹的生态保护功能
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和演变中，“竹”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竹子具有调节气候的作用。据古籍记载，竹在古代就已经被运用到改善环境的建设实践中。刘恂的《岭表异录》中记载：“自根横生枝条，辗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复牢密。”①这直观地总结了竹密集如织、耐火烧、生存能力强的特性。元代陆广的“已有双溪竹，得无一点尘”，唐代刘德仁的“偏思诸草木，惟此出尘埃”，都直接写出了竹的防尘、净化空气作用。杜甫的“我有阴山竹，能令朱夏寒”，还说明了早在唐代，竹林就已开始发挥其调节气候的作用。其二，竹子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竹容易种植，属绿色植物，有可再生性，枝叶繁茂、四季常青，不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对改善碳氧平衡、有效净化空气具有明显的功效，是美化环境的重要资源。竹林对环境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净化空气，它吸附粉尘、吸收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释放氧气，可减少空气中50%左右的尘土量。
竹林还可以吸收、阻碍声波的传递，大大减少噪声污染。其三，竹子具有涵养水源的作用。竹叶可以保留15%—40%的降水，降低雨水的流速；竹根可以使土壤变得疏松多孔，从而提高土壤的蓄水量。竹叶截留雨水，减少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击打，削弱了对土壤的冲刷，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的现象。竹林还是许多生物理想的栖息地。竹林隐蔽而又舒适，空气湿润，土壤疏松又富含营养，有利于生物的繁衍与生长。竹快速的生长方式以及极强的生态适应能力，有利于增加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种类与数量，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竹”文化是围绕竹子的基本功能逐步生长起来的价值观念体系，对于其中的生态美学价值的发掘有助于竹子生态保护功能的强化和进一步被发现。尤其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发掘“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就会使得竹子的环境保护功能在新形势下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中国“竹”文化已经深入地渗透进中华民≤www..com≥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当中。中国“竹”文化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显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道德思想观念，可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其一，“竹”文化可使生态文明落到实处。我国竹文化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现并利用竹作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从简单实用的竹筐、竹笠等生活用品到现在兼实用和观赏为一体的精美竹工艺品，竹的实用范围不断扩大。对“竹”文化的深入开掘，有利于我们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提高我国整体的环保意识，更快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其二，“竹”文化可使抽象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活化。
“竹”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直被人们赋予做人的精神风貌，如坚贞、虚心等品质，是中华民族品格与精神的象征。而且有关竹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那种归隐山林、与世无争的志向与情感通过这些作品得以表现，这些就是朴素的生活方式与理念。我们知道，这些有关“竹”的璀璨的文艺作品，是生活化的，否则没人理解、没人接受，而它们在本质上又是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只不过此种理念是生动的，有相当的诉求力和感染力。其三，有助于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变成民众的修身哲学。“竹”所代表的人格内涵告诉了人们生活中的处世态度，将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相结合，也使人们在精神上意识到自然的重要性，从意识上转变了征服自然的态度。中国竹文化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发扬，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逐渐转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避免了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形成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的修身哲学。
五、结语
“竹”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代表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和谐关系。发掘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价值，在当下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作为世界万物中的一部分，如何与我们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保持平衡和谐的关系，是生态美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深入推进之背景下，探讨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和意义。中国“竹”文化具有园林景观、楹联匾额、诗歌作品、丹青绘画等多种形态，在理论内核上体现出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因此，发掘中国“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不但有利于深入实现竹子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有利于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美学论文 篇二
【摘 要】护理美学是由护理学和美学交叉组成的一门学科，该门学科渗透到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整合护理工作人员、患者及社会间的审美关系，让患者得到美学的护理及美的享受，进而产生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生理、心理满足，最终提高治疗效率，加速患者康复。随着人文精神在医学界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医学界对护理的美学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的应用并推广护理美学成为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现对我院护理美学应用情况进行如下总结分析，旨在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关键词】护理美学；医学；应用
医学工作不但是一个治疗与被治疗的过程，还是一个维护和塑造人体美学的过程，是一个追求美、创造美的过程。人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部位或一个器官的功能障碍均对人体美学存在极大损伤[1]。患者来院治疗时，不但需求快速的治愈损伤的机能，更希望治疗工作可以从美学角度出发，以提高治疗满意度及疗效。由此可知，临床工作中治疗疗效不仅表述为疾病的转归，还体现为人体美学的重现，这也是护理美学的根本出发点。
1 护理人员的审美修养
美学教育事实上一直贯穿着整个护理教育工作中，但就实际临床需求而言，院校的美学教育仅能奠定护理人员的基础美学修养，而进一步的美学修养还需在工作中加以培养和升华[2]。因此，相关医疗机构需将美学教育工作纳入到护理人员日期工作中，并通过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风貌以及职业行为等具体内容来表现，以提高护理人员的美学鉴赏、表现以及创造能力吗，并反过来指导护理工作。
2 营造良好的护理环境美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形式美有对称、层次、和谐、多样、统一等多种表现方式。这就要求医院环境布局、病房内部布局，甚至小到病床桌上的小物件布局均需从这些表现方式来合理布置。如医院可为病房窗台摆放了盆景、鲜花等，墙上悬挂木雕、油画，这些均可有效提供病房的层次美及色彩美。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美好的色彩可刺激人体分泌一些有益于健康的激素、酶，合理的多颜色布局有利于患者改善患者身心健康。现在医院护理人员工作服的多颜色化也正体现了这一点[3]。此外，医院还需为患者提供宽敞、整洁、安全、安静、通风以及温度适宜的外部环境，这些大环境的优化不但可减轻患者对疾病的恐惧，还可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及护理环境。
3 塑造护理人员的形象美
现代美学将人的形体美、动作美、语言美、外饰美以及行为美划归到外在美的范畴中，而认为学识、道德、情操、修养以及心灵美是人的内在美。这就意味着护理人员的形象美需从内在美和外在美两个角度来共同塑造。护理人员的相貌身材是外在美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个基本条件上，护理人员还需从仪表、姿态、语言、行为等方面来强化自身的形象美。在实际的工作中，护理人员需保证衣帽整洁、留海不得过长、淡妆上岗、端庄大方、语气轻柔、神态温和，并多应用如“您好，谢谢，请”等礼貌用语，让患者感受到亲切、可信赖，进而保证治疗、护理工作顺利开展，最终加速患者康复[4]。例如在给予患者输液操作时，护理人员可于穿刺操作时轻声对患者道：“对不起，可能有些痛”，这简单的一句抱歉必然能赢得患者的理解和宽容，护理依从性将极大提高。
4 护理技术操作美
在日异月新的今日，医学技术发展极快，护理技术更迭也极为频繁，新仪器、新疗法不断应用于临床治疗工作中。在这种情况下，护理人员需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并积极通过自学、单位培训等方式更新护理知识，以保证技术的先进之美。护理人员在技术操作时还需以规范、整洁、端庄、有条不紊的职业风范为指导，保证护理技术有限、周到、准确实施。这不但是体现护理人员精湛专业技术的要求，也是提高患者安全感和信任度的必然要求[5]。
5 结论
总而言之，护理美学的发展和应用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实际工作中，护理人员需从美学修养、医院环境美学、形态美以及技术美等方面入手，以最大程度提升自身素养，提升护理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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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论文 篇三
中国美学和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失范”，一个是“失语”。
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人们发现，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是“自上而下”的，它既有严格的学术范畴，又有严密的论证手段，还有严整的理论体系。就拿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来说吧，它们一开始就要对“悲剧”和“美”这样的范畴下一个定义，然后再一步步地推演开来、论证下去。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美学和文论，又常常借助于统计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走“自下而上”的道路，先要找到具体的审美经验和艺术作品，然后进行实证的考察和试验的分析，以建构“科学”的学术命题。在这里，无论是前者的演绎，还是后者的归纳，都有其自身的“规范”。而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文论学说则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和“诗无达诂”，既不想对“美”和“诗”这类基本范畴进行界定，也不曾对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进行实证分析，而只是喜欢用“幽眇以为理，想像以为事，徜恍以为情”的“以诗论诗”的方法进行描摹和阐释，因而是没有规范的。
当我们发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主张“失范”的缺陷之后，便力图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引导下建立自己的规范，其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将西方美学和文论的范畴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然后再加以改造；一种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范畴进行梳理，使其能够被纳入西方学术的体系。然而，正当这种努力获得部分的成功之后，人们却突然发现，中国的美学和文论学者已经不会、或至少不会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而只会鹦鹉学舌地操练着西方的术语了。换言之，当我们刚刚解决了“失范”的问题之后，“失语”的问题却又不期而遇地冒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绝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更重要的是那种外来的、或借助外来方式改造过的术语并不足以解释我们民族自身的审美经验和艺术问题。于是，美学也好，文论也罢，最后只成为同行学者讨论的话题，对具体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并无助益。
这样一来，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发展便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我们继续沿袭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文论主张的言说方式，中国美学和文论将永远处于“前科学”的经验形态；如果我们继续学习西方人体系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中国美学和文论将与我们民族自身的审美实践和艺术活动渐行渐远，直至分离。对于如此重要而又重大的问题，学术界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在确立中国美学和文论的发展方向之前，先来看看西方美学和文论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西方文论，都 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均与符号的误用有关。具体说来，西方美学的误区是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而造成的。这个理论上的“陷阱”在苏格拉底区分“美的事物”与“美本身”的时候就已经挖好了:“美的事物”是经验对象，是可以用语言宋描摹的；“美本身”却不是一个经验对象，因而无法用语言来描摹。所以，当人们用“精致的陶罐”或“美丽的女子”来形容“美本身”的时候，便必然会犯下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的错误，从而受到苏格拉底的讥讽。当然了，人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即用超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就像柏拉图那样，用“理念”来指称“美本身”。但是，“理念”和“美本身”一样，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超验对象，因而这样的结论是既不能证伪也无法证实的。所以，柏拉图之后，普洛提诺还会提出美不是理念，而是“太一”的学说。这样一来，美学领域也便成为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场所，这正是后来的分析哲学家所要着力批判的。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误区是用经验的“能指”来指称超验的“所指”，那么西方文论的误区是用推论性的“能指”来指称表现性的“所指”。在卡西尔符号学的基础上，苏珊·朗格进一步将人类常用的符号分为“推论性符号”和“表现性符号”两大类:前者是人们常用的语言，后者则是与语言并列的艺术。在她看来，语言尽管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但却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万能的。在人类需要表达的范围内，还存在着一些用语言所无法表达而又非要表达不可的内容，这便是艺术之所以存在的意义。而西方美学家的误区就在于过分相信推论性符号的作用，他们之所以要将文艺理论纳入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就是相信文学艺术的内涵是可以通过逻辑的范畴和科学的命题来加以表述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用逻辑的符号来表述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却无法表述它的美学奥秘；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但却无法分析它的艺术体验。这样一来，使用“推论性符号”的文艺理论又如何跨越到“表现性符号”的领域去分析和研究文学和艺术问题呢？
换一个角度，我们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符号，因而它就不可能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加以解决；由于审美对象和艺术作品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实事，因而它就不可能运用经验归纳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加以解决。“自上而下”的逻辑演绎和“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虽然可以使西方的美学和文论具有了所谓的“理论形态”和“科学形态”，但却无法解决它们所要真正解决的实质问题。这种分析不得不引起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美学和文论究竟是一种普世的科学呢？还是一种具有地理和历史语境阈限的文化描述？如果它们是一种普世的科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和澄清那些在西方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如“风骨”、“意境”之类），甚至没有必要建立所谓的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如果说它们只是一种文化描述，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将东方传统的美学和文论概念纳入西方式的逻辑或科学系统，去建构什么体系。
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也认为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是必要的，但其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满足我们特有的民族情感，也不仅仅在于解释我们独特的审美活动。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也认为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是可能的，但其可能性并不仅仅在于梳理已有的概念和范畴，也不仅仅在于向西方的“逻辑形式”和“科学形态”靠拢。在我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现有的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在我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可能的，其可能性恰恰不是要向西方的“逻辑形式”和“科学形态”靠拢，而是要保留东方智慧的独特品性。
在我看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至少有三个:一个是纯粹理性的思辨领域，一个是纯粹感性的现实领域，一个是感性和理性相交融的情感领域。而对于理性和感性相对分裂的西方人来说，前者主要依靠逻辑演绎的方法来研究，这与其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是相适应的；中者主要依靠经验归纳的方法来研究，这与其在17世纪以后所建立起来的“实证科学”的方法是相适应的；而后者则既不是适用于单纯的逻辑法则，也不适用于具体的实证经验，所以并不是西方人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从中西互补的思维结构看，西方人不太擅长的工作恰恰是中国人能够胜任的事业。与具有“逻格 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西方人不同，中国的古人很早就已意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老子》开篇中的名句自不待言。《庄子·秋水》说得更加清楚:“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语言和逻辑虽然有用，但也有限。在大千世界上，总有一些“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的精微之处有待于我们去表达和探究。如何表达和探究这些内容呢？在庄子思想的启发下，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集校注》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卦象之“象”扩展为审美之象、艺术之象、卦辞之“言”扩展为学术之言、语言之言的话，便可获得巨大的启发意义。在这里，作为表达“意”的符号系统，“象”和“言”之间虽然有着具体与抽象、表现与推理的重大区别，却不是截然分离、彼此对立的。如果说，“象”的特点是具体鲜活而又无限丰富的，那么“言”的特点则是抽象概括而又逻辑严谨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前者并不能通过后者来加以穷尽，找到其所谓的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后者可以在相对的意义上趋近于前者。而如何运用概念和范畴在相对的意义上趋近于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无限意蕴，这才是美学和文论研究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如果我们只用是否具有“逻辑性”与“科学性”来衡量美学和文论成熟的标志，便必然会陷入一种缘木求鱼的境地。
过去，我们总是觉得逻辑严谨的西方概念有着无往而不胜的学术优势。现在，人们似乎发现，越是清晰的概念、严谨的逻辑，就越发难以趋近人类复杂的审美情感。因此，与西方美学和文论不同，中国人一开始便不去探讨抽象的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而采取一种“以诗论诗”的灵活态度，用一种虽不严谨但却贴切的语言形容之、描述之。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一种准确、严谨，而又一劳永逸的逻辑命题，而是让人们在“得意忘言”的过程中去体悟艺术、情感和美的奥秘……。或许，这种体悟的方式不仅更接近于东方的智慧，而且更接近于审美和艺术的应有之义。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语言的原初意义上有过深入探讨的海德格尔，在其晚年却需要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存在的理解；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曾经翻译过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宗白华先生，在其晚年却出版了《美学散步》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重新对中国古代那些并不严谨但却韵味十足的审美范畴加以利用；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对中国美学和文论中的“失范”和“失语”问题加以重新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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